二十五年前，陕北榆林的民间艺术汇演舞台上，王向荣一曲陕北民歌《黄河船夫曲》，随着他扎着白羊肚手巾的形象，风靡大江南北；二十五年后的2008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，年逾花甲的王向荣又吼出了《黄河春雷》的旋律。
还是那个王向荣，穿着陕北高原的红褂子，唱着黄土地的歌，一样的率性纯粹、一样的高亢激情。
不像那个王向荣，伴奏的不是唢呐而是交响乐队，对唱的不是陕北妹子而是城里的合唱团，可黄土高坡田间地头的味儿，依然没有变。
二十五年里，他从榆林的草台班子唱到了人民大会堂；由一个民办教师变为了“西部歌王”。他曾推出民歌专辑，他曾放歌欧洲多国。现在，他还是榆林民间艺术团演员，是十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。他怎么看这25年陕北民歌的变迁，怎么看它的未来？
我是个陕北民歌传承者
问：人们喜欢叫你“民歌大王”，你自己怎么看？
王：我从来不承认我是什么“王”。如果我是“民歌大王”，那陕北的“王”就太多了，我们的上几代人都可以称为“王”。好嗓子的大有人在，我只不过是赶上了这个时代，在国内外流行音乐的冲击下，在陕北民歌几乎将被湮没的情况下，我在那儿坚持唱自己的歌、走自己的路。在这样的情境下，就显得我比较独特，就好像是一个领军人物。
我只清楚一点，我唱歌的时候，是在唱我自己的东西。我把祖先最根本的东西一点一滴地积累到我的身上，然后消化成自己的东西，再以我的方法去呈现。
问：你怎么定位自己的身份？
王：我完全就是一个民歌传承者，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歌传承人。国家也给我颁了一个证，说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—陕北民歌的杰出传承人。就是说在民歌这一块，我是传承人之一，我认为这个还是比较恰当的。老一辈艺人已经不在了，年轻人对陕北民歌艺术又了解甚少，所以对于我来讲，我要做的是把老先人的东西原原本本地继承下来，再踏踏实实地传承下去。
父老乡亲传给我民歌精神
问：一路走来，影响你歌唱之路的有那些人？
王：陕北黄土地的父老乡亲。我从小跟着父亲上山放羊，他们哼的小曲、小调和信天游非常纯粹，对我的影响很大。家乡一位二人台老艺人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，他90多岁了还想着出去唱歌。那时我已经在省里获奖了，去拜访他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：“啥时候师父也跟着你去唱歌，我现在的精力还很旺盛。”这些唱民歌的老艺术家们，不管有多少物质上的东西，都代替不了民歌给他的精神头。只要有民歌，他就立起来了；没有民歌，他就塌下去了。我感觉这些人的精神就是民歌的精神。或许很多民歌会逐渐消失，但民歌精神不会消失，因为它是人最本真的东西，是人性的真实表达。
问：取得现在的成绩是靠天赋，还是后天努力？
王：我的天赋就是陕北那块土地。云南的山里养育出来的是“哩哩”音，江南水乡产生的就是丝竹，而陕北的黄土地造就了我的天赋。我觉得后天努力就是你得真正爱它，现在很多搞艺术的人很急功近利，没有从心里真正去爱它。我是真正爱陕北民歌的，我把民歌当作我的事业去追求，而很多人只把唱歌当成工作，这样是唱不好歌的。
民歌的权威评委是老百姓
问：央视青年歌手大赛不断推出原生态唱法和原生态歌手，你对此如何看？
王：青歌赛对民歌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，但有些方面不尽如人意。给人感觉那几位评委就是权威，我认为对于民歌来说，权威应该是老百姓，最高评委就是民歌所在地的老百姓，对陕北民歌最有发言权的就是陕北人民。电视台给你授予了金奖，但陕北人不承认你，陕北人认为你没味道，那你也是失败的。
还有一点，我认为原生态民歌互相之间是不具可比性的。蒙古长调就是蒙古长调，它怎么能和陕北民歌进行比较呢？陕北民歌是反映黄土高原上人们的思想情感的，内蒙古民歌是马背民族的音乐形式，川江号子则是生活在水上的川渝人民创造的音乐。把它们一锅炒，要评个金奖、银奖，这个做法是不对的。如果定要分个高下，那就云南民歌和云南民歌比，贵州侗族大歌就跟侗族大歌比，这样选出来的才是真正的金奖。民歌和通俗歌曲不一样，通俗歌曲的发音和演唱技巧，不管在哪里都一样，所以通俗歌曲可以统一标准、统一评判，但各地的民歌怎么去统一要求呢？所以青歌大赛评委的看法，我基本不赞同。
“学院派”应该多亲近土地
问：你觉得你这种土生土长的民歌艺人，和艺术学院里培养出来的民歌演唱者有什么区别？
王：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。我觉得真正来自民间的艺人们发自内心地演唱出来的东西，这才叫民歌。民歌不能离开那块土地。
民歌也不讲究那么多的演唱技巧，它就是演唱者真情实感的流露，高兴的时候他是喊出来的；痛苦的时候他是哭出来的；忧愁的时候他是哼出来的。他喊出来的、哭出来的和哼出来的东西和学院里的老师讲这个音怎么发、怎么圆润、怎么明亮，不是一回事。
我认为学院里的民歌手应该到民间去，去亲身体验民间真正的东西，这才是民歌艺术的真谛。我不反对把歌唱得更好，但演唱的方法是为歌曲的情感服务的，一个是实质、一个是形式，本末不能颠倒。
为适应观众民歌可以“变”
问：如今演绎民歌，你更倾向于哪种演绎方式？是那种原汁原味的演唱方法还是像这次这种交响乐伴奏的形式？
王：我觉得都可以。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民歌、了解民歌，像“上海之春”推出的这种交响信天游的方法是可取的。信天游也是有节奏的，只要和乐队磨合好，就能融合在一起。
问：这样下来，民歌的某些元素会不会就减少了呢？
王：不会减少，我和很多乐队合作过。民歌手要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坚持按照自己的唱法演唱，乐队只是起烘托作用。
问：你觉得民歌发展的这两条路，哪一条对民歌的前途更有利？
王：老百姓当然喜欢田间地头的歌，那是民歌赖以生存的环境。歌手只要自己的功夫扎实，在田间地头还是在音乐厅里，就无所谓了。为了适应观众的变化，民歌在形式上肯定需要一些改变。在老民歌的基础上注入新的内容，这是有利于传承的，这要看你从哪个层面理解它。
问：听说你喜欢黑人音乐？
王：是的，黑人的歌是发自内心唱出来的，也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。演唱者也是随着自己的性子在唱，他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，想唱多长就多长。我听他们的唱片，总会产生一种幻象：黑人在哪儿啊，陕北在哪儿啊。我总感觉黑人唱的不就是陕北的风俗音乐么，这就是音乐的奇妙之处吧。
唱信天游的年轻人多了
问：现在陕北唱信天游的年轻人多吗？
王：通过全社会的努力，现在喜欢陕北民歌的年轻人比前几年多了。对于民歌的前途，前几年我是很担心的，现代音乐的冲击太大了，前几年在媒体上几乎找不到民歌的影子。这几年大家的态度有所改变，政府也开始重视，这让我们这些民歌艺人看到了希望，现在我比以前乐观多了。
问：你对民歌的传承和发展怎么看？
王：现在唱陕北民歌的年轻人，对民歌的了解还不够，积淀还不深。他们只是听录音带，跟着学唱民歌，太急功近利，还没了解民歌的精髓，这对民歌的发展也是绝对不利的。年轻人的历练不够，对民歌的认识不够，还是让我很担忧。现在我在陕西的10多所大学当客座教授，连说带唱一教就是几个小时。虽说只有很少的报酬，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为民歌做些事情。
问：你认为新人的培养应该走哪条路子？是从学院里面培养新人还是从民间寻找好苗子？
王：我认为都是可以的，学校里确实喜欢民歌的青年人，也是可以成为优秀的民歌手的。真正爱民歌的人，是会主动去生长民歌的土壤里汲取营养的。
问：现在的新人还有像你这样从民间生长起来的可能性吗？
王：我觉得有可能，但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经历的环境是不一样的，陕北本身也变了。
问：现在陕北的田间地头还能听到信天游吗？
王：生存环境变了呀，很多人都出去打工了，生活方式也变了，已经很少能听到了。我希望大家能多关心民歌一些。黑人音乐在国际上的发展已经让我看到了希望，民歌也会有那一天的。
